摘自财联社 2020年2月5日 疫情是当下国人的核心话题,由疫情带来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百姓健康层面,其影响正层层渗透——微观到百姓的生活与工作,中观到企业的正常经营,宏观则关乎国家经济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鼠年开年后的A股市场,就鲜明地体现了疫情的影响。 疫情是否会左右中国经济?宏观层面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护航政策?带着这些问题,财联社记者专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李迅雷认为,疫情对中国2020年GDP增速负影响在0.5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之间,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应对疫情,货币政策上,降息周期接下来仍会继续;财政政策上,财政支出增长,财政赤字率或能突破3%。 同时,李迅雷还指出,沪指2700点左右本身就是价值投资区间,真正比较优质的核心资产短期内或有波动,但中长期仍有投资机会。 “金融30条”护航效果突出,降息仍将持续 鼠年前两个交易日,A股日成交额便完成了5000亿到9000亿元的跨越,这背后离不开监管的护航,“金融30条”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2月1日,央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疫情严重地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给于差异化信贷支持、对受疫情影响严重企业到期贷款还款困难的可以展期或者续贷等方面提出了30条务实举措。 资本市场方面,五部委宣布将灵活妥善调整企业信息披露等监管事项、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优先为疫情地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减免疫情严重地区公司上市等部分费用等。 如何解析“金融30条”?李迅雷认为,每一条措施都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按功能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解决流动性问题的应急政策,比如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金融支持,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贴息支持等;另一类则是“存活”政策,属于可以较长时间维持对企业支持的措施。 为何说每一条措施都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稳定预期,对于这次疫情所造成的企业流动性困难,都起到了比较有效的结果,他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金融30条稳定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是不错的。” 财联社记者注意到,2月2日-2月3日,央行连续两日开展巨额逆回购操作,累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1.7万亿元,实现流动性净投放近5500亿元。 对此,李迅雷称,近5500亿元的流动性净投放在总量上来说是足够的,但是由于结构问题上存在流动性分层,“精准扶贫”并不那么容易做到。接下来,央行或还将继续降准降息,降息周期接下来仍会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降息这个词目前有了新的变化,当前央行降息并不是特指存贷款基准利率,像央行下调逆回购利率实质上就是降息。李迅雷介绍称,未来,央行降息上可能会经常通过MLF、LPR等工具来降低市场利率。 不必太过看重GDP,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重要措施 谈及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李迅雷表示,乐观估计只要半年左右,悲观估计则为一年时间。 其中,疫情对于2020年一季度经济基本面冲击还是较大的,预计一季度GDP增速会破5。不过,第一季度的GDP占比是四个季度中最少的,如果疫情影响的只有第一季度,那么后面三个季度就可以拉高一点,全年GDP或将保持在5.5左右。 也就是说,疫情对中国2020年GDP增速负影响在0.5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之间。 这一点,外资券商持有相同的看法,对一季度经济影响的测算来看,摩根大通、野村、花旗均预计影响2个百分点左右。对全年经济影响的测算来看,多数机构认为疫情结束后经济将有明显反弹,可部分对冲一季度的下行:若疫情于Q1结束则全年经济增速下降至5.5%-5.8%,若延续至Q2则影响会更大。 李迅雷强调称,不要把经济下行看得太悲观,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增速即便下行到5%,也还是全球两倍,我们有什么好担忧的呢?而且回看一下他国历史数据,从发展中国家晋升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GDP就是呈现下降态势。所以中国经济不要太过看重GDP增速的走势,分母越来越大,分子能保持同步增长已经很不错了。”李迅雷进一步补充说道。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李迅雷认为需要通过改革和转型升级来推动。 其中,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措施。经济结构优化改善后,整个市场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优胜劣汰留下好公司。展开来说,经济结构调整后,中小企业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将面临产能落后的窘境,虽然说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这部分落后企业不可避免被淘汰出局,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决定的。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也带来了结构性的机会。过去的牛市是靠资金来推动,现在的牛市它应该是靠企业的盈利增长和估值水平来推动。 财政政策或该更积极,赤字率突破3% 除加快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外,对抗疫情,财政的支持力度可能还要进一步扩大。 李迅雷称,应急问题解决完之后,企业如果还存在订单缺乏等困境,那么它们还将面临能够生存多久的问题。对待有发展前景却遭遇疫情的企业,不应该只是解决一时的困难,而是要解决它的长期困难。因此,财政要增加投入,像财政赤字率现在大概是2.8%,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应该可以提高到3%,也就是增加2000亿的财政支出。 在李迅雷看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不一。货币政策主要解决一个总量问题,而财政政策可以解决结构问题。而目前,财政支出在在医疗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占比并不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人们最大的支出可能还是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 与国外相比,财政赤字率突破3%也并不高,数据显示,日本财政赤字率是7%,美国是4%,均超过3%的安全警戒线,但它们也没有发生债务危机。 李迅雷认为,对中国来讲的话,财政赤字率可以理论上可以更高。 这是为何? “财政赤字率的分母是GDP,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分母是资产,分子是负债。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政府资产规模很小,而我们国家光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大概就有80多万亿,再加上土地和自然资源,净资产远超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把财政赤字率的分母由GDP换成资产,那么分母将增长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的负债能力是非常强的。”李迅雷总结说道,举债是一种能力,信用越好,实力越强,那么举债的能力也越强,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国家,拥有庞大的自然资源,应债能力远高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 面对疫情的突发扰动,李迅雷与其团队成员还曾建议称,可以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会议费、差旅费、出国经费等措施,运用节支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安排专项经费,加大对卫生防疫的资金投入;税费减免。减免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交通、旅游、住宿等行业的税收,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对企业及个人等社会力量的捐赠,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完善长跑机制上,建议第一,财政政策的定位,要从经济政策进一步转向公共政策,加大对民生的倾斜力度。第二,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需要形成固定机制,防止人为调整;第三,财力跟着人口走。经济越集中的城市,越有能力支付公共卫生和防疫的成本,人口越集中的城市面对传染疫情的压力越大,这也要求公共卫生和防疫的财力向城市适度集中,对于欠发达地区则以中央转移支付方式进行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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