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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内容摘要】
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与盈利改善,使得能源行业发生巨变,不再依靠自然资源的天然分布,传统能源行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高度依赖资源禀赋,优势国家如巴西俄罗斯中东;新能源行业是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制造业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我国在全球具有较强优势。过往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既有认识原因也有成本原因,而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可以发展与治理同步条件基本具备,发展新能源本质上既是治理,也是发展。
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与盈利改善,使得能源行业发生巨变,不再依靠自然资源的天然分布传统能源行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高度依赖资源禀赋;新能源行业是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制造业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传统能源行业与新能源行业,本质上是能源行业与制造业行业之间的差异,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与盈利改善,都会使得未来的能源行业发生巨变:未来,能源行业的制约条件将不再是能源矿产的储量与分布,而是新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
能源行业过去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优势国家巴西俄罗斯中东能源行业过去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俄罗斯、巴西、中东等国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国家,具有自然禀赋优势,俄罗斯资源禀赋主要体现在原油、天然气、钢铁和煤炭;巴西资源禀赋优势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和铁矿石;中东国家资源禀赋优势主要体现在原油,而中国能源资源相对贫乏,在传统能源行业发展中不占优势且受人制约。
能源行业当前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红利:优势国家中国新能源领域作为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人口素质与受教育水平,中国在全球具有突出的人口质量红利优势。近年来中国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放开大城市落户条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多项政策,旨在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国人口质量红利优势,提高高素质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在以高技术为主驱动力的新能源行业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发达国家过去“先发展后治理”,既有认识原因也有成本原因发达国家过去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呈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大致出现在20世纪30-50年代,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污染事件往往成为环保立法的重要转折点。先发展后治理一方面有认识原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高能耗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等污染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有成本原因,一是工业化早期牺牲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代价较高,二是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推行污染防治、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安排的决策成本和制度成本较高。
当前中国可以发展与治理同步条件基本具备发展经济与治理环境不必然相斥,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基本具备发展与治理同步的条件。在认识层面,我国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借鉴经验,在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更严重的恶性环境污染事件之前,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在成本层面,制度优越性和环保技术的发展有效降低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一方面,中国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举全国之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节能环保设备的工艺与生产已得到充分发展,对我国工业企业而言,增设环保设施和改用节能生产模式的经济成本相比发达国家“先污染”时期已有显著下降。
风险提示:新能源技术进步与盈利改善迟缓,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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