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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负增长的边缘,生育率持续走低,新生儿数量逐年减少,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关系到我国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人口出生率一方面取决于生育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生育意愿。生育能力取决于育龄女性的数量。我国育龄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行。2032年,我国育龄女性人口最后一个高峰将彻底消失,到 2035年中国育龄女性数量将较 2020年下降约 4,000万人,降幅超过 20%。生育意愿体现为总和生育率,即育龄女性平均生育的后代数量,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养育成本等变量负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当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5的警戒线。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出生将面临“育龄女性人口缩减”和“总和生育率下滑”的“双重冲击”。假若维持现有抑制性生育政策不变,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2035年新生儿数量仍将较 2020年下滑近 1/4。“少子化”未来将导致劳动力收缩、抚养负担加重、创新力下降等一系列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考虑到我国育龄女性人口数量的最后一个高峰即将消失,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转瞬即逝,全面放开、鼓励生育刻不容缓。遗憾的是,尽管社会上呼声高企,但生育政策的调整严重落后于新的时代。虽然十四五规划提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但仍然是一种中性论述,并非鼓励性的生育政策。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等到育龄女性人口高峰过去,再调整政策就会事倍功半、勉为其难。因此,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同时形成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可以考虑提供相当于公共财政开支的 1%作为鼓励生育的正向激励,从延长带薪产假、新生儿津贴、公共住房优惠、税务减免等方面入手,降低抚养成本,提振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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