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风险、地方债务处置与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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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风险、地方债务处置与金融创新

翻阅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J. Shiller）著作和观看其公开课，其思想富有想象力，发人深省，令人振奋，联想我国，或于人有益，做了篇札记。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债务对区域（尤其是积累少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2008年危机后，地方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政府和居民的债务扩张，逐步发展至令人忧心的规模。

市场作用的局限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和广泛深入的影响，这又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重要地位。行政体制联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起桥梁纽带作用。化解区域经济风险、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根本，在行政体制改革。

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系统有机匹配，是行政体制改革永恒的主题。

从1979年五届人大通过《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到1980年四川广汉撤社建乡，1983年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从市政府和行署分管城市和农村的城乡分离、工农脱节，到1981年旅大市改称大连市并试点市管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只有改革那些抑制、束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政体制，才能解放生产力，焕发经济活力。过去千百年历史也有相似规律。

减少政府层级，精兵简政放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还需管好预算外收入，配套其他措施，才能释放内需，激励生产要素，妥善处置区域经济风险，摆脱债务困境，使区域经济健康良好运行。这是政府从革命型，转到经济建设型，再向服务型演变的要求。

财政（PublicFinance，公共金融）体系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伴随着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财政体制也从全能型演变为生产建设型。县域经济发展困难，财政疲乏，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有地市一级政权盘剥和集中，下有乡镇一级政权釜底抽薪，难以健康发展。

提到金融，很多人理解是资金融通，忽视了金融的首要主题，风险管理。

看到外国时要注意，多数国家在人口数量（也包括人口质量）、国土面积等方面，相当于我国一个或数个省县，这对处理区域经济风险有借鉴意义。

中外对比，能形象很多，若佐以图像，会更直观。如，最近发生山火的澳大利亚在南半球，季节与我国相反，澳洲面积近770万平方公里（比我国960万小些），人口2,500万（约当于台湾省人口，或穗深两市人口之和），目前过火面积超7万平方公里（台湾省面积3.6万，宁夏6.6万，重庆8.2万）。

古今对比，也能加深认识。西汉（西元前202年-西元8年）初期人口1.5千万，文景之治后2千余万。单论人口和面积，如今澳洲与西汉的我国相仿。

席勒的新金融秩序设想

改善社会运行效率、提升人们生活质量，是经济活动和金融创新的最终目标和本质。金融的核心在于把风险分散到尽可能大的群体中，而非简单地多元化配置投资组合。投资组合理论刻画出「收益不变或提高，同时风险降低或不变」的机会集，资本市场线揭示最佳风险资产组合，否定了「收益与风险成正比」的荒谬观点（收益产生的根源不是风险承担，是原生和次生价值创造）。

席勒2003年出版的《新金融秩序》，提出了许多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理念，有些倡议障碍重重，即便席勒本人也对这些理念能否成真持保留态度。

席勒针对私营领域，提出3个理念。

1、扩大保险覆盖范围

倡议生计保险以保障职业发展，促进人类才智发挥，可与残障伤健保险、员工持股等结合；创设住房权益保险，以平抑住房经济价值波动带来的影响。

2、宏观市场证券（宏观证券）

宏观市场证券以由各个国家（经济体）的远期国民收入为基础，由市场对各国经济作出估值，以分摊国别经济波动这类巨型风险。

席勒举了3个近似的现实案例。

（1）花旗银行在1994年向保加利亚提供了18.65亿美元贷款（可交易债券），利率与保加利亚经济发展速率绑定。经济增速越快，支付的利息越多。

（2）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2001年推行的新新加坡股票（NSS），次年面向新加坡全体居民公开发行，发行时更青睐于低收入人群，保障3%的保底利息收入，并根据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率支付红利，但无法交易，也就无法揭示市场对新加坡国民收入所有权的估值。

（3）由高盛在美国、德意志银行在欧洲于2002年共同推出的经济衍生品市场，利用Longitude公司开发的派利分成法集合竞价系统，将非农就业人口、零售业销售额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宏观经济变量集合起来，人工合成期权进行交易。这些短期期权没有和经济增速绑定，但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速有直接联系。

席勒在其著作《宏观市场》中也提出了「永久期货」的设想，且于1999年为该金融创新申请并获得了美国专利。

除根据不同经济体的国民收入所有权创设的市场外，还有根据其他类型收入所有权创设的市场，如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共同开发的「经济福利尺度（MEW）」、劳动者职业收入所有权市场等。詹姆斯·托宾对席勒有着启蒙式的影响。

3、收入挂钩型贷款

收入挂钩型贷款，即银行及其他借贷机构应可根据个人、机构或政府的收入水平决定发放贷款的额度（额度，非利率）。若收入水平低于预期，自动减少贷款余额。这种贷款使借款人能出售自己未来收入的股份，或出售与自己收入对应的收入指数的份额，使借款人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窘境时得到有效保护。

席勒举了些例子。

（1）瑞士再保险集团新兴市场部和法兴银行于2000年，为单个企业（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创设了一种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贷款。该贷款实现的具体形式是给予米其林在2012年前提取贷款资金的权力，贷款授信额度为10亿美元，提取贷款的前提是米其林产品的主要市场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于阈值。这些客户市场国家的GDP增速折射了米其林自身的收入增速，从而使这一贷款便利能帮助米其林在承担更少风险的情况下放心开展业务。

（2）耶鲁大学经济学院詹姆斯·托宾发起的学费延交计划（TPO）、耶鲁法学院的职业选择帮扶计划（COAP）、纽约大学的收入挂钩型助学贷款计划、戴维·普曼为艺术家专门创设的与未来收入挂钩的贷款计划等。若不考虑外部性，教育贷款相当于购买一个人未来赚钱的能力。

债务人为个人的收入挂钩型贷款，面临的技术问题是经济单位，个人资产负债与家庭混同，受结婚离婚再婚、孩子新生成长自立等影响，不稳定性大。

除以上针对私营领域的3个理念外，席勒为政府行为也设想了3个理念。

4、不平等保险

不平等保险是指，政府应通过立法，强制规定社会收入差距的上限，在起始时该差距上限可与现实大致相同，然后再创设一套税收体制预防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该税收体制的内在机制是，一旦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根源于税制基础设计的税率将自动变得激进，以弥合收入差距。

不平等保险不是劫富济贫工具，其关注点同样在于保护所有人不受未来风险的伤害。不平等保险包含一个核心，可衍生出几种重要形态。席勒介绍了5种，包括结合转移支付、人口年龄分布、边际税率上限等。

席勒还指出，以年度收入界定不平等保险是不准确的，这是当前税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人可能工作稳定，年均收入平稳上升，而有些人可能某些年份收成特别好、收入特别高，但终其一生，年平均收入并不高，若在收入特别高的年份征收高昂的累进税负或不平等保险费用，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和资源垄断型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的情况有些相似。

美国在战时把纳税等级提得很高，战后缓慢调低。1918年（一战1914-18），美国高收入个人的所得税税率达77%；二战期间（1939-45），一度曾达94%。我们应在房子着火前购买火灾保险，也应在不平等程度加深前建设不平等保险体系。

5、跨代社保体系

自古以来，家庭成员之间分摊风险是跨代分摊风险的主要形式。老龄化危机凸显的金融问题是跨代风险，是同时影响现在生存着的不同世代及未来世代的所有人的风险。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由不同世代的人共同分摊风险。

跨代社保体系把这种基于家庭联系的风险分摊形式变成一种正式的金融方案。有些家庭无子女、幼年夭折，有些子女不孝或能力不足，单纯依靠家族提供跨代风险分摊的保障是很脆弱的、不稳定的，由政府运作、量入为出的社保体系可消除这些不确定性。

传统家族形式的保障有政府社保体系所缺乏的灵活性，不同世代的人承担的义务会根据现有家族成员的收入、需求和贡献等调整变化。

6、国别经济风险管理国际协议

通过国际协议管理国别经济风险，这种各国政府间、与国际机构间达成的协议，在形式上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协议相似，但在覆盖范围和解决问题的高度上远远超越后者。这里的国别，可理解为「经济体区别」。前面的职业经济风险，可理解为「行业区别经济风险」。

国别经济风险管理国际协议使一国人民通过与外国人分享收入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往往超长期（50年以上），参与国之间分摊任一国家面临的全面风险。协议通过约定公式，以明确人均GDP超出预期的国家向人均GDP低于预期的国家提供资助的年度计划和支付总额占GDP的上限。

目前，受困国家是在经济窘困产生后，才得到其他国家以慈善捐助形式提供的资助，通常不会基于任何形式的风险管理协议，富裕国家的唯一回报是政治利益。

席勒也举了一些与其倡议存在差异、但属于国际化风险分摊的行动。

（1）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大英帝国没落后，由部分原成员国组建于1931年，目前由50多个国家组成，包括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印度、新加坡等，人口20余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0%。英联邦没有书面章程、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府首脑会议、部长会议等各级会议的形式运作。英联邦没有以协议形式形成风险管理机制，在提供经济援助时，英联邦成员国更倾向于选择同属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南非、巴基斯坦、斐济、冈比亚都曾加入、退出、再加入。

（2）欧盟。约占世界人口6%，有明确条款约定成员国之间风险的分摊。欧盟从每个成员国收取其本国增值税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收入来源一起，形成欧盟年度预算总额，其中有1/3左右投入“结构基金”和“聚合基金”，主要用于帮扶欧洲的贫穷国家。经过不知欧盟为何物的民众投票决定，英国正顺应民意谋求退出。

（3）独联体。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其他成员国组成，约占世界人口5%，有军事、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章程约定。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乌克兰（不含克里米亚）相继退出。

以上风险分摊行动，都是在地缘或政治上类似的国家间达成的。常见的贸易协议、贸易联盟，都不会包含国家间分摊风险的条款。更理想的状态应在不同地缘或政治的国家间达成，从而更好地发挥风险分摊的功能。异质个体之间分摊风险比在同质个体之间更有效果，但恰是异质个体之间的协议最难达成。

金融创新的历史回顾

大多数金融创新都是无数微小创新的逐步不断积累形成的，其价值的证明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经历数十年甚至上千年的历程，以至大多数人都难以察觉。由于科技发展，很多金融创新都发生在过去四五百年间。

滚轮拉杆箱和电影同步字幕推广遇阻，也说明，许多创新在初始阶段传播很缓慢，要使民众对创新的有效性形成广泛的认同，需要漫长的过程。

席在书中列举了一些金融创新的例子。

1、家庭宗族

通过婚姻、抚养、赡养、继承等家庭联系作为保险机制，是人类掌握的最古老的风险管理工具。决定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婚姻、母系父系组织制度的，在个体可能是爱情、忠贞等，在群体则是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家庭个体成员间在生命周期等方面的差异，会带来矛盾冲突，却使得居民个人的风险得以分散。

2、货币

货币的出现，使人类由家庭部落单位经济转向区域交易经济，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产品种类丰富。货币的形态，由实物、贵金属到纸币、电子货币，有赖科技发展。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9世纪的中国，但在15世纪前后又消失于中国。

货币将交易中介与计量单位两个功能结合在一起，未来两功能有可能会分离，以电子货币为交易中介，指数型会计单位作为计量单位。

3、股票（股份公司的出现）

股东的有限责任制，使投资者不必再担忧遭受无限追索的后果，可以持有多元化配置的投资组合，使公司得以募集大规模的资金，从事高风险的事业。

4、期货

全球第一个期货市场，是诞生于17世纪日本大阪堂岛的大米期货市场。日本时值幕府时期，除与荷兰保持往来外，闭关锁国几乎断绝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K线图（罫线图，“罫”日本音读Kei，西文以其首字母直译为K线）正是源于19世纪德川幕府（江户时代）的米市交易。或许正是日本的与世隔绝，才使一大群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群众没有受到当时世界通行的金融传统的制约，创造出这些发明。

期货市场的基础功能是对冲，即创造出一种新的风险来抵消已经存在的风险。如，谷物仓储商愿意下一赌注，打赌未来米价下跌。若米价果然下跌，米价下跌的损失可由赌注上获取的收益弥补。未来需要购买大米的商人则会打赌米价上涨，若米价果然上涨，米价上涨的损失亦可由赌注上获取的收益弥补。

5、人寿保险

1666年伦敦大火后出现了火灾保险，不久后人寿保险诞生。男性寿命普遍短于女性，且多为家庭经济支柱，作为寿险最大受益群体的妇女，却是这一金融产品最强大抵制主体。当时妇女认为，寿险以死亡为偿付前提，可能使她们丈夫早逝。由此反映，在金融创新过程中，「既有思维框架」重塑、心理锚点设计的重要性。

后来出现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众多险种。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开庭审理社保体系是否违宪，因为社保体系承诺将当前年轻人将来退休后其收入由未来正在工作的年轻人保障，即抽取当前工作的年轻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当前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在罗斯福政府坚持「社会保险不是保险，名称而已」的辩护下，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社保体系合乎宪法规定。

所得税、税收抵免和低收入补贴由于与社会保障险种有许多相似，也被认为是一种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金融创新。

大规模风险共担，是将风险分散到对任何个体都可忽略不计的程度，可降低贫困水平，弥合收入差距，并有望根治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

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指具有同等技能且付出了同等劳动的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象，目前仍无法找到差异成因的合理解释，成为数百年间激发乌托邦式理想的根源性问题。收入分配是否公正，本身是一种风险管理问题。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们往往陷于对长期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中。人类常常在衰退时过于悲观，在繁荣时过于自负，低估经济风险。按媒体的说法，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安稳，然而，即便在多数发达国家，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人们无法准确预测个人的经济状况未来会不会恶化。

人们还常陷于对微观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中。许多人会非常爽快地为家用电器购买3-5年的延长保修服务，却不愿意给自己购买意外伤残保险。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反复诉说着相似的故事。

1965年，阿根廷是发达国家，人均GDP是韩国的将近5倍。25年后韩国人均GDP是阿根廷的1.4倍，阿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01年还发生经济危机。

有说法认为，1936年，缅甸GDP超过120亿美元，人均GDP约776美元。同期的中国是136亿美元，人均GDP为26.8美元，日本是123亿美元，人均175美元。1948年独立直至60年代闭关锁国前，仍相当富裕。仅20余年后，1987年，则成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五六十年代，菲律宾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首都马尼拉有“东方纽约”之称，城市建设超过当时东京，远超广州上海，亚洲开发银行总部、许多世界级企业的亚太总部都设在马尼拉。但70年代中后期，走向下坡。

同在60年代开始腾飞的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香港，1989年后的日本、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伊拉克、埃及，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1990-1991年、2001年、2007年后的衰退……古今中外，有很多繁荣和衰退的案例，原因错综复杂，不少还莫衷一是。在民族复兴和承担国际责任的道路上，这是要警惕的风险。

目前主流经济理论的重大局限

席勒与另一诺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A. Akerlof）2003年共同出版的《动物精神》，指出以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对人类理性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幻想。现有大多数经济理论都以「经济动机、理性反应」为前提和假设（因为容易量化，技术上好建模），非常局限。

现实中，根据对不同对象的损益动机或结果反应，人们有多种行为模式。

东亚、南亚、中亚等文明，都承认人与己的普遍联系，广泛流传着「以害人始，必将以害己终」一类的谚语。预言了DNA结构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在其讲演稿著作《生命是什么》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考和感悟。

《动物精神》还指责了撒切尔、里根引领的“宽容父母型”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娇惯放任，反而使经济主体像参加派对的年轻人一样，放纵疯狂、失去理智。父母的任务，应该是营造幸福的家庭，不要太独裁，给孩子自由，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太娇宠，以保护孩子免受动物精神的支配。

动物精神不仅存在于经济活动，也广泛存在于人类的所有活动中。自由市场是西方民主人权在经济领域的延伸，西方民主高估了人的理性。伊拉克、利比亚、乌克兰、英国脱欧、近期的香港台湾，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主不但不能保障正确性，连正义性也无法保障。

从事任何研究，都要认真学习专业史。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专业史，除能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和演变方向外，还能培养民族自豪感。随便翻开一本经济思想史著作，都会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思想根源的重农学派，深受我国农本思想的影响。西方引以为傲的人权思想，同样发源于儒家的人本主义。马可波罗时期，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后期。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发现人们不信上帝也可以活得很好，这才使欧洲开始了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

自然科学方面，玻璃作为商品在欧洲出现后，才有分解光的棱镜、放大微生物的显微镜、观察天体的望远镜，才能发现天王星、万有引力等等，西方自然科学才能发展起来。没有玻璃，是不可想象的。可见材料科学的关键作用。

对于后发型国家，资源动员和分配能力非常重要，政府须主动承担这个角色，若纯粹由市场发挥，后果是灾难性的。历史（98洪灾、03SARS、08雪灾、汶川地震等）和国际（美国飓风、欧洲移民动荡等）众多事例，形成鲜明突出的对比，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出了无言的证明。